方志敏（1899-1935），男，汉族，1899年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世代务农之家，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之一。他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。他“两条半枪闹革命”开创的革命根据地，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“方志敏式”的农村革命根据地。1935年1月，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途中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，不幸被捕，被押解在国民党南昌监狱。同年8月，方志敏英勇就义，时年36岁。他在狱中用敌人提供劝降的纸笔，写下了《可爱的中国》、《清贫》等动人篇章，饱含着对党、对祖国、对人民的爱，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新中国成立后被选入中小学《语文》课本，成为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。根据党史资料记载，在青阳县陵阳镇，也流传着不少有关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路过陵阳时的红色故事。
北上过陵阳
日本帝国主义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，野心不死，触角仍在延伸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。而蒋介石顽固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不抵抗政策，一方面对日寇的侵犯退让妥协，另一方面却加紧镇压工农武装革命。1933年10月，蒋介石纠集100万军队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，面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新变化，1934年夏，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。1934年11月4日，中央军委电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军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，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，保卫老苏区，出击浙皖边创建新苏区。为加强对大部队外线作战的领导，决定由方志敏、刘畴西、乐少华、聂洪钧、刘英5人组成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，方志敏为主席，随红十军团行动。
红十军团在方志敏等军首长的领导下，于1934年11月至1935年1月转战于浙皖边、浙赣边和皖南山区。1934年12月13日，红十军团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挺进。次日，在太平谭家桥打了一场伏击战。15日经旌德庙首、孙村向泾县茂林转移。16日经茂林折向西，进至太平新丰一带。17日经过青阳县陵阳镇。
智袭泥田岭
得知红军要路过陵阳，国民党驻陵阳自卫团团长孙开梅，派排长吴炳霖带30多个团丁，先到青阳与太平交界的泥田岭（离陵阳10里左右）埋伏。一是为了躲避，二是伺机交战。富有作战经验的红军，派出一名女侦察员坐着轿子，化妆成岭下苏村大地主“苏百万”家里的人，与一帮随从们带着东西径直上了岭头。当吴炳霖盘问时，她以“躲避红军，投奔亲戚”搪塞过去。女侦察员下岭后，立即将侦悉情况报告了红军指挥员。红军先头部队化装成逃跑的大地主，有的坐轿子，有的背着东西，踉踉跄跄地奔泥田岭而来。行到岭上，吴炳霖刚想盘问，所有抬轿的、坐轿的、背东西的，在一声“打”的号令下，一齐抽出短枪，兵分三路，向团丁们射击。国民党排长吴炳霖见势不妙，遂带领几人逃走，其余团丁有的举手投降，有的在逃跑时被打死。孙开梅得知兵败，排长又逃走，自己也躲进了青阳县城。这一仗共俘虏了23人，缴获手提式轻机枪2挺，步枪20多支。
陵阳街上的土豪劣绅、保甲长们，此时也像热锅里的蚂蚁，不惜花一块钢洋（银元）一里路的高价雇轿子，争相外逃，弄得街上鸡飞狗跳。来不及跑掉的，便提心吊胆地东躲西藏。大地主宁维汉紧关大门躲进屋里，他手握两支短枪，紧张地在院内来回打转，红军战士翻墙入院将他擒获。
一路播火种
红军要路过陵阳的消息传来，街上的店员、职员、手工业者，学校的老师、学生以及十里八乡的老百姓纷纷赶来迎接红军。红军从当天8时左右，分几路纵队路过陵阳，前不见头、后不见尾，日暮时分还在继续挺进。红军一路吹着军号，以答谢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。红军宣传队则到处张贴标语：“打倒土豪劣绅，消灭封建，打倒蒋介石！全体人民站起来！”有的战士向群众宣传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，是铲富济贫的；还告诉群众，江西的地主恶霸都打到了，他们的土地已分给了穷人。当地群众自动设立了茶水站，并戴着绒布做的红袖章，跑前跑后给红军指战员端茶倒水。
红军司令部设在陵阳街上“春和号”店内，方志敏（当时还在病中）穿着一件“豆沙”色毛衣，站在“春和号”门口，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。他说：“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我们中国来了，我们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去打日本侵略者，为乡亲们保卫家园的；可是蒋介石反动派不去打日本侵略者，反而来屠杀红军，屠杀老百姓，我们能坐等国家沦亡吗？当然不能！所以，大家要行动起来，打倒日本侵略者，打倒蒋介石！”话音未落，人群中爆发出“红军万岁！”的口号，接着“打到日本侵略者！”、“打倒卖国贼蒋介石！”的口号一时响彻山镇。这天，陵阳街上商店照常开门营业，许多红军战士趁休息机会上街买东西，有的用银元，也有用“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”印制的纸钞，通称“红票”。这事很快被方志敏发觉，他立即命令随军政治工作队人员黄礼华等人，挑着银元，挨店号询问，以“一比一”比价换回“红票”，足见方志敏治军何等严明。
“春和号”对面的猪肉、豆腐店里有个员工叫吴良元，方志敏的警卫人员备了酒、鸡、肉等请他代做面食。当警卫战士带吴良元进入“春和号”账房内，只见一路有四道岗哨，里面坐着一位身着黄呢军服的人，旁边还站着两个警卫员，心想，这个官肯定不小。方志敏见吴良元进来，便和蔼地问长问短，并对他讲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，要革有钱人的命；等江山打下来，穷人当家作主，你就不再替人帮工了。他见方志敏平易近人，打心里佩服。下午4时许，方志敏等骑上白马、枣红马，率部向南阳进发。途中在所村宿营，司令部设在太平山房，方志敏住在陈先庆家，地下党桐山（所村）支部书记徐良如协助警卫人员布岗设哨。当晚，在九华山开会的皖南特委老李（名不详）和储宪章赶来向方志敏汇报了皖南党组织活动情况，并当面聆听了方志敏的指示。次日清晨，部队又向前挺进，李和储随部送行。当先头部队行至六都高路亭附近的老虎塔时，意外与国民党部队十一路军相遇，因敌强我弱，部队不得不停止向七都方向行进。当夜沿清溪河撤退至太平柯村根据地。在与李、储分别时，方志敏掏出丝绢赠与储以示纪念，并勉励储、李要继续发动群众坚持斗争。
红军路过陵阳时，还严惩了恶霸地主、劣绅。如商会会长陈月华、“春和号”大老板胡保和，奸商兼地主宁致革、宁青云，恶霸地主宁维汉等，并把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当场分给贫苦农民，群众无不拍手称快。
为了表达对红军的热爱、崇敬和怀念之情，当地群众自编了一些歌谣在民间传唱，如：“打倒土豪分田地，气死地主和劣绅”、“保甲长，颈子痒，红军到，头要掉”等。一些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陵阳游击队
陵阳红军游击队是中共青阳县地方党组织的武装组织起源之一。红军路过陵阳时，皖南工委宁坤山等人找到方志敏，汇报了青阳党组织的建立和被破坏情况，要求帮助建立武装组织。方志敏听后叫红军某师政治部主任胡继庭挑选一个班的战士（11人11支枪），交由宁坤山领导。不日，宁坤山率部到陵阳，将原有的张大连、宁坤强带领的小游击队与其合并，正式组建了陵阳红军游击队。队长是一个老红军（太湖人，姓名不详），指导员由宁坤山担任，副指导员也是一个红军，整个游击队共18人。任务是：就地搜集枪支弹药，发展组织，以陵阳为中心展开武装斗争 ，创建根据地。
1934年末，陵阳游击队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以后，发展到40 余人（枪）。一天，太平红军游击队派杜富荣、杜江水送密信到青阳，请陵阳红军游击队前去协助暴动。
12月20日夜，宁坤山带领陵阳红军游击队匆匆赶到章村，与太平的曹祥麟、汪文波、雷金海等会合，随即在章村杜江水家召开会议，宣布暴动计划：（1）惩处作恶多端、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（排有具体名单）；（2）袭击岭下的大地主苏百万，夺取苏家枪支弹药，以武装红军游击队；（3）暴动后去向视情而定，或向江西苏区转移，或在当地建立新苏区。同时，还宣布了暴动的路线和组织纪律。会议决定，由曹祥麟任暴动总指挥。宁坤山作了会议总结，他说：“同志们，革命的暴风雨已经到来了，我们要勇敢地到暴风雨中去接受考验！今天晚上，我们的铁拳头就要把这一带的土豪劣绅打个稀巴烂，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，扬一扬我们的威风！”
宁坤山带领队员们冲进“苏百万”家大院时，只有苏的儿子在家，游击队缴获了4支步枪，1支冲锋枪和一批弹药。次日凌晨游击队返回时，在一座庙宇里休息，被国民党八十八师1个营包围。实际上自陵阳红军游击队成立之日起，国民党青阳县政府就感到惶恐不安，下令国民党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坐镇陵阳，亲自率部“围剿”，并派密探四处搜集情报，因此，当太平之战发生时，孙部早就获悉游击队的行踪，随即调兵遣将追至太平，将游击队包围。当游击队发觉时，包围圈已经形成。宁坤山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制高点，战士们勇猛冲上山顶，占领了3座小山，居高临下阻击多于自己几十倍的国民党军队。战斗从清晨打到暮晚，游击队弹药将尽，八十八师调动十几挺机枪组成火力网，对游击队形成钳击之势。为了避免更大损失，宁坤山命令部队将外衣脱下，挂在树枝上立即转移，冲出包围圈，他自己则带领几名战士殿后掩护，此时八十八师已至游击队阵地近旁，宁坤山身中3弹仍在坚持战斗。八十八师很快占领了游击队控制的3座小山，用机枪猛力扫射。天黑时，游击队分散突围后，陆续到达指定地点，队员们没有看见指导员。正欲寻时，只见副指导员手提两支枪气喘吁吁赶到，战士们忙问指导员的行踪，副指导员沉痛地告诉大家，为掩护部队转移，指导员牺牲了。
这一仗后，八十八师在陵阳至石台、太平一线布防更加严密。游击队转移到贵池边界休整，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，产生了新的领导人，布置了今后斗争任务。由于宁坤山牺牲，加上八十八师连日“围剿”，部队行动十分困难，这时游击队还剩下20多人，在朱有理率领下于1935年2月活动至贵池齐村柯，与贵池、石台游击队汇合成立了青（阳）石（台）贵（池）游击大队，共170余人。月底，青石贵游击大队一部（原陵阳红军游击队）奉命返回青阳活动，在九华山活捉了国民党安徽省宣传部长，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。1935年春，陵阳红军游击队扩大到150人，组建了一个连，连长王宏根，副连长何少传。此后游击队又扩大到250人。1936年初，青石贵游击大队奉命皖浙赣省委的指示，向宁（国）宣（城）一带进军，陵阳红军游击队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。
南阳穷人团
南阳穷人团始称南阳“穷人会”。1931年早期党员闻宗波（大老闻）、王树思、王泥从潜山来到南阳，分别以挑货郎担、行医教书为掩护，从事秘密革命活动。经过秘密发动，于1934年上半年组织了以徐小宝、柯小二、鲍永烈等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为基础的“穷人会”，之后又发展了鲍平心、鲍桂有、王生等人，领导他们与地主、土豪劣绅作斗争。主要内容是：抗租抗息，抗抬高谷价，为穷人鸣不平。“穷人会”很快发展到30多人，后来，王树思离开“穷人会”参加了红军游击队。一日，王树思等17名游击队员来到“穷人会”筹粮，柯小二白天到南阳街进行了侦查，当晚11点左右，由柯小二带路，王树思率领游击队，冲进作恶多端的联保主任鲍国祥开的“小泰漕坊”（兼营布什）内，缴获了一批布匹和现金。1934年底，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路过陵阳经南阳进入石台，这一路“唤起民众”使得南阳群众的革命热情迅速高涨起来，加上宣传上说加入“穷人会”就是加入红军，一时间入会的人越来越多，“穷人会”随即改成“穷人团”。徐小宝任团长，柯小二任副团长，鲍永烈任组织委员。这时，“穷人团”实际上已成为青阳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外围组织。
“穷人团”，顾名思义是穷人的组织，参加这个组织的人，都是一些无田无地、出卖劳力、吃不饱穿不暖的人。开会多半在山头上，在徐小宝家也开过几次会。会议内容主要是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，说明穷人之所以穷，是因为地主的剥削，反动派的欺压，只有打到地主，打到反动派，穷人才能翻身。
“穷人团”的工作，主要是搜集国民党地方军政情况，搜集地主、士绅等占有土地及利用土地放高利贷剥削农民的情况，然后将搜集的情报向红军游击队汇报，有时给红军游击队送信、打听消息。方志敏率红十军团经陵阳到南阳时，“穷人团”曾赶到三溪口迎接，派人搭棚，送柴送米，给红军做向导。
1935年4月13日，“穷人团”干部在柯家村柯小二家开会，主持这次会议的是从贵池刘街乡齐村柯来的柯某，他身上还带有短枪。会上，主要讨论集体参加大部队的事情，由于警惕性不高，关门开会，屋外没有放哨，叛徒鲍有金告了密。国民党八十八师派来一个连，包围了会场，当即捕走了徐小宝、柯小二、王根银、鲍永烈、柯少仁、柯小佩6人。主持会议的柯某从后门冲出，被国民党伏兵乱枪打死，手枪被抢走。21日，徐小宝、柯小二、王根银被国民党枪杀在青阳南门外的乌龟坟。同时被抓走的鲍永烈、柯小二，在徐小宝等牺牲的刑场上陪斩后释放。不久，国民党保长陈世康、联保主任项德如，报请国民党青阳县政府，派来国民党军七十八师一个连的部队，由连长谭凯带领进驻南阳，开展“红军地方人员自首登记”。并召开群众大会，对照“穷人团”的名单，点名扣留，听候审讯。“穷人团”的组织从此解散。
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路过陵阳时，一路传播革命火种，有力地促进了陵阳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，同时，对唤起陵阳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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